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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森
编辑：莉莉丝
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的圆明园遭英法联军付之一炬。而之所以出现如此惨剧，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咸丰帝不战而放弃北京城、以所谓“木兰秋狝”为名逃往热河。
上图_ 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
然而，作为明、清两大帝国的首都，北京城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其城防不可谓不坚固，驻军又不可谓不多，加之清军主场作战、以逸待劳，咸丰完全有条件像当年的明代宗那样组织一场荡气回肠的北京保卫战，或许能一举扭转战局也未可知。可是，在面对区区2万余敌军、且其兵锋尚未抵达北京城下时，坐拥十几万大军的咸丰帝竟率先溜号了！
为何咸丰不能组织北京保卫战？在咸丰弃城出逃的背后，又折射出晚清军政制度上的哪些弊端呢？
上图_ 咸丰皇帝，1860年10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
首先，从民族性格上看，咸丰及清朝统治者没有据守坚城的意识。
满人属于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的渔猎民族，迁徙乃是其生活的常态。虽然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距离满清入关已过去了200多年，但十几代、乃至几十代人所积淀下来的“民族性格”是很难轻易改变的。
例如，在收复台湾后，当时包括康熙帝在内的清朝高层竟一致主张将岛上所有百姓迁至福建，而后将台岛连同澎湖列岛作为“无人区”，任其自生自灭，后来多亏施琅极力反对才作罢。再如清军在入关后不久，便强制将关外各地汉民迁至关内，而将关外列为“禁地”，无令不得擅入，为的就是一旦在关内站不住脚，便可以迅速退回关外自保。更不用说清军在几次对外战争中，对于已经攻克的雅克萨、阿瓦、安南等城，在婴城自守还是毁城撤军上都是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这就足以说明问题。
由此可见，当敌军即将兵临城下时，满人惯于迁徙的民族性格决定了咸丰不太可能组织北京保卫战，相反弃城而去才是其本能，或者说合乎逻辑的反应。
上图_ 英法联军进军京津 形势图
其次，京师清军糟糕的布防措施，使清廷缺乏必要的机动部队以应对外敌。
作为帝国的心脏，任何朝代中，对京城的布防及兵力配置绝对是统治集团国防措施的重中之重，清朝自然也不例外。据《清实录》所载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初一时守御京师的兵力包括在京八旗、绿营及步军统领衙门掌管的京师步军巡捕总计达14.9万，远超当时清朝任何一座城市的驻军。
然而，步军巡捕五营是类似于维持治安、捕盗除奸的警察武装，官兵的野战经验近乎为零；在京八旗官兵则多为世袭制，爷传父、父传子，由于天生吃皇粮，这部分兵马随着国家成平日久，不可避免地变得好逸恶劳起来，以至“几代相传，竟不知弓弩为何物”（《郭嵩焘日记》第1卷）。
早在康乾时代，八旗军的腐败堕落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到咸丰初年，他们已经不是作为军队存在，而是一群由国家供养的贵族子弟而已。曾国藩就对此评价道：“（八旗诸军）惟外火器、健锐两营稍劲。”（《郭嵩焘日记》第1卷）
上图_ 清军八旗兵
除去质量堪忧外，看似庞大的京城守军，真正能够集中使用的机动力量少得可怜。京师要害部门多，其间的警卫守备、防火缉贼、仪仗扈从等职责极重。例如圆明园的警卫，就需要前锋营、健锐营、骁骑营轮番充任。
另外，京郊丰台、密云、冷口等地乃扼控京城与蒙古诸盟旗来往道路的紧要之处，自康熙击败噶尔丹后便一直屯驻重兵，除非蒙古方向有警，否则不可调动；而由通州到朝阳门的水道及朝阳门码头，亦是维持京城正常运转的运粮生命线，沿途担任护航、巡查的数营兵马也不能轻易征调。
如此这般配置下来，当英法联军在通州击败僧格林沁部、向京师逼近时，负责筹措守城兵员的胜保便向咸丰帝进言：“检点京师各军，可供（作为机动力量）临阵使役者不过万余，兵力尚单。”（《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也正是因为看出了传统驻军体制的弊端，曾国藩、李鸿章这才推陈出新，创建了集中管理、战训一体、易于征调的湘淮军，从而带动了清末军制的一场变革。
上图_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八里桥之战
那有人会问了：就算京师各军任务繁重、驻防分散，但关系到京城安危、皇帝安危，以天子之令号召天下兵马勤王难道不行吗？这就要引出咸丰不能组织北京保卫战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其最重要的敌人乃是太平军、捻军等内患，而不是远道而来、以开埠通商为目的的夷狄外患。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正值江南太平军、两淮捻军此起彼伏、声势正炽之时。对清廷来说，这些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变民乱匪才是心腹之患。为此，清朝统治者宁可将大量兵马投入“剿逆”战场或用于控制百姓、保证地方安定，也不愿将维护其统治根基的国防力量拿来与洋人死磕，从而大损元气，致使内患愈演愈烈。
上图_ 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联军）
试想一下，如果咸丰帝将京城驻军集中起来，并号召天下兵马勤王，共同对付英法联军，那么太平军、捻军势必会趁机向清军调动后驻防空虚之处进军。鉴于当时清军战斗力之低下，起义军此举极有可能使尚在清廷控制下的道州府县从南向北纷纷改旗易帜，并最终波及京师周边。
河南巡抚庆廉曾上奏表示欲带兵勤王，马上被咸丰以“捻逆一闻此信，乘机北窜，尤为可虑”（《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所拒绝。甚至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未向镇压太平军、捻军的各大战区抽调过一兵一马以对抗英法联军。不仅如此，1859年5、7月，他还两次将驻防大沽、天津一带的麾下的蒙古骑兵调去镇压捻军，其内心的想法可见一斑。
上图_ 僧格林沁（1811年—1865年），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近20年中，清廷既未改变其军制分散、落后，难以集中御敌的弊端，更没有采取切实措施提升军队战斗力。而且，为应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封建专制的固有特性又使其更注重平定变乱、维护地方安定，于是乎看似庞大的清军就完全被束缚于各地。
京城失陷、圆明园被焚的背后，既体现出清末军政制度已完全落后于时代潮流、注定将被抛弃，更折射出封建王朝的专制属性决定了它们对待内忧与外患时显著差异！
参考资料：
[1]蒋孟引 《第二次鸦片战争》
[2]茅海建 《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3]茅海建 《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
[4]齐思和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5]端木赐香 《大国之殇——第二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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